4年前的那个夏天，我忽然心血来潮，去了一个我根本不清楚为什么要去的地方。在那儿，我因为一个小小的偶然事件而结识了一位漂亮的女子。那女子长得阳光明媚风采照人，一下子勾去了我的魂儿。我认为这绝对是命运的有意安排。她叫白玫，跟我一样也是个狂热的诗歌爱好者。不难想象，我俩很快就黏糊得掰不开了。那阵子，我如痴如醉，灵感泛滥，才华横溢，
送给妻子的鲜花一首接一首的诗作涌出笔端，又一首接一首地发表出去。我的成名作《远乡的十四行爱情诗?五首》就诞生于那个时期。
我跟白玫的爱情结果是：我成了诗人，她成了诗人的妻子。自跟我认识的那天起，她再也不写什么诗了，而是全心全意地爱我。当然，她仍喜欢谈诗，还算个相当不错的诗歌鉴赏家。我俩的情书全用诗体写成。我想一旦我的名气再上升一截，我的诗体情书就会出版畅销了。但眼下最要紧的是如何将她调到我身边?
在那时，调动工作的难度丝毫不亚于双职工想生第三胎。为了将白玫调进市里，我跑瘦了腿磨肿了嘴。
不过，总算把妻子调来了，我俩兴高采烈地过了一礼拜新婚般的生活。然而，自她到新单位上班那天起，我俩的苦难就开始了。她原来的工作是在政府部门，给领导当秘书，天天都受人尊敬，现在却让她当那该死的营业员，而且常因完不成任务而罚奖金扣工资。所以，在她每天下班回家之前的那几分钟，我就有一种地震前的恐惧感。她不再是那个爱诗的至纯至情的女孩子，而成了一个凶悍泼皮的母老虎。有什么办法呢?只能怪我这个丈夫的无能，不能给妻子以幸福。我只好硬着头皮听她的发泄咒骂，听她以威胁的口吻说要弄个原子弹把这个城市夷为平地。我只能一边做饭洗碗一边听她的血泪控诉。当我忍受了一个礼拜到了极限时，就跟她大干一场，把世界上最刻毒的语言都兜出来。若还不过瘾，就辅助以轻量级的拳脚。结果自然是两败俱伤，好多天缓不过气来。离婚书也写了一厚沓，装订成册完全是一部愤怒的匕首般的杂文集子。
但我们终究没有离婚，一是因为我们的婚姻毕竟有爱情的基础；二是因为我们没留神却合作了一个孩子。在弱小的孩子给我们带来不曾有过的劳累和沉重期间，我俩只能相依为命携手长征。我当然无法写诗，要写也只能写：啊，尿布?哦，大便?当孩子进了托儿所我们稍有空闲时，空闲时间再次被争吵占领了。争吵也只有一个内容：她的工作问题。
不长时间，我的头发就开始变白了，真正是人未老而鬓已秋。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，我最宝贵的生命已经成为我担负不起的沉重的包袱。我想惟有死亡才是根除这种灾难的灵丹妙药，它能解脱一切，它能一了百了。
当然我并没有死，因为有孩子。孩子怎么办?我小时候就死了父亲，因此我深知没有父亲的孩子是多么苦难?可我又无法忍受夫妻间这种非人的折磨。他妈的，难道就没有一丝阳光注入我们这阴暗潮湿的家庭之地吗?
奇迹出现了，事情发生在春天的某个日子。那是礼拜四的下午，我妻子的周末，她带着一种我们恋爱时的微笑回来了。我问她有什么高兴的事，她的脸颊顿时羞红起来，犹豫了半天才告诉我。原来，有个男顾客送了她一束迎春花，而她又不知道那人是谁，因为花儿是别的营业员转交的。我的脸上立刻不高兴起来，她以为我在吃醋，就要解释什么。我慌忙制止说，我也很高兴呢，这说明的我的妻子漂亮嘛！再说人家送的是鲜花，又不是牛粪。这也确是我的心里话，因为我招架不住了，我可以忍痛让别人爱走她。
自此，每个星期四下午，也就是说，在妻子的每个周末，她都带着一束鲜花笑吟吟地回到家里。那些花儿各式各样，全因季节的变化而变化，都是从郊外新采来的。我想，这或许是某个大学生的浪漫行为，因为我上大学时，也给一位翘鼻子的书店姑娘送过鲜花。我妻子为了表示对那鲜花的满不在乎，就当着我面扔进拉圾堆。这绝不是她的本意，因为她完全可以让我压根儿不知道这回事嘛。
鲜花出现在我们家庭，不能不说是一种危险信号。我本欲提醒她，但发觉没有这个必要。因为鲜花的出现使她恢复了先前的一切可爱之处：兢兢业业地领导我们父子俩过好小日子，抢着干家务活，整天谋划着给我添置衣服。而且开始打扮，又素雅又纯洁，既像个女学生，又像个家庭主妇。整夜跟我有说不完的话儿，给我说她碰到的一切有趣的顾客，再也不提她的以干代工有什么委屈了。当我俩绞尽脑汁也猜不出那个送花的是谁时，她高兴地说了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：“有意思，生活真是有意思?”
我很有兴趣地告诉妻子，希望她尽快弄清那个送花人的真实面目。于是她每个礼拜四的下午就特别留心，用她那双乌黑的眸子扫瞄每一个走入营业厅的男子。但她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。总是在她没留神的时候，由那位女店员转来一束鲜花，问那男子是何等模样，回答总是含糊其辞和带着某种些许醋意的神秘的微笑。
妻子就有些不安了，说，搞得人家这么痴迷，又不能回报，实在是犯罪。我说你去爱吧，咱俩离婚得了。她说放屁，你死了我也不嫁人。我说在80年代，那个送你鲜花的人绝对不是个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者，他肯定有本质的要求。
事情不幸被我言中。有一天，妻子神色不安地回来了，除带了一束白菊，还有一张鹅黄色的字笺。字笺上写道：“请明天下午一点在公园木瓜亭东第三只长椅上一会。不来也罢。”妻子绝对不去，但我做了耐心劝导，主要理由只有一个：权当改善生活呢。妻子总算答应了，并且，我俩还准备了对付那男子的台词。
那天的公园阳光很好，风景也相当媚人。白玫坐到指定的凳子上，我则躲到隐蔽的远处。我发现妻子像受刑似的坐在那儿。时间已超过了两个小时，只有两个学生和三个拖儿带女的老太太到她身边坐过，再没有出现其他人了。在返回的路上，妻子说，有三个男人神色不对，其中肯定有那个送花的人。我说不是三个，而是30个300个甚至更多，因为男人见到你就自然联想到鲜花，因为再漂亮的风景也没有美女好看。妻说我是拍马屁，我说这是惟一的优点。
当天夜里，我改写了一首诗：
花儿们都到哪儿去了?
花儿们都被小伙子摘掉了。
小伙子们都到哪儿去了?
小伙子们都给姑娘献花去了。
姑娘们都到哪儿去了?
姑娘们都嫁给丈夫了。
丈夫们都到那儿去了?
丈夫们都给妻子采花去了。
读了这首诗就会明白，那个给我妻子送花的男人不是别人，而是她的丈夫海桅。海桅正是我的笔名。
当我知道送鲜花不可能成为永远的秘密时，我就趁早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白玫。她有点生气：
“你干吗要说出来?”
稍顷，她又说：
“其实，我早就知道。”
静默了好久，她摸着我两鬓的几绺白发，深情地说：
“真对不起，真没想到我害得你费了那么大的心……我会让你的头发变黑的。”
诗人和她的妻子拥抱了。
